🌙1950年，在台北刑场，中将吴石被枪决，女特工朱枫身中七枪牺牲，可那个藏了三千多份情报的保姆林阿香，居然活着走出了审讯室。
救她一命的不是运气，1950年3月1日，在台北临沂街那栋官邸里，将军官邸的灯大多熄了。
林阿香在厨房搓一件灰扑扑的棉布褂子，肥皂水流了一地，她蹲在那儿，动作慢吞吞的，好像要把衣服搓烂似的。
前厅突然传来砸门声和皮靴声，乱哄哄一片，可她搓衣服的节奏，一点没变快，也一点没变慢。
一个从福建长乐跟来的农妇，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每天提着菜篮子进进出出，谁会在意她，可就是这个“不识字”的女人，手里却握着三千多份能改变对岸防线的纸片。
审讯时枪口顶着她脑门，她只会翻来覆去念叨一句：“先生让我收我就收，我不认字，我就是个做饭的。”
所有人都纳闷：这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女人，是怎么熬过那七天七夜的？
那些纸片交到她手里，是那年夏天，台北的雨下个不停，整个城市都像泡在水里。
吴石将军把她叫进书房，门窗关得严严实实，从一口老樟木箱里，抱出一沓沓用油纸包得紧紧的东西，灯光昏暗，照着他疲惫的脸。
“阿香，这些东西，你替我收好。”他的声音很轻，但手心的温度烫人，“这是命令，也是托付。”
林阿香跪在地上不敢接，眼泪直掉，将军硬是把油纸包塞进她怀里，那分量，比命还重。
从那以后，她发簪的空心铜管里，塞进了卷成细条的布防图，灶台最里面的砖缝，藏进了用米汤写字的旧报纸。
她每天提着菜篮子，大摇大摆穿过街市，头上那根旧铜簪晃晃悠悠，偶尔在巷口碰到朱枫，两人眼神一碰就赶紧分开。
有一次朱枫来，偷偷塞给她半块绿豆糕，笑着说等以后带她去西湖划船。，她不知道，一张由叛徒织成的网，已经悄悄收紧。
网收口那天，是第七天夜里，审讯室空气污浊，一股铁锈混着旧木头的味道，直冲鼻子。
“说出东西在哪儿，就送你回福建老家。”林阿香抬起头，眼里全是血丝，却扯了扯嘴角，她冒出一句叽里咕噜的长乐土话：“我老家的稻田里，养着会飞的鱼。”
这是吴石教她的暗语，意思是“宁死不降”，从情报工作的规矩来看，林阿香是个完美的“死信箱”，她不识字、口音重、就是个干粗活的，这些本身就是最好的掩护。
竹鞭抽在她后腰，她疼得缩成一团，那反应和一个啥也不懂的农妇一模一样，最高明的伪装，不是装得像，而是让敌人从一开始就相信，你根本不配当他们的对手。
他们搜遍了那间四平米的小杂物间，除了破衣服和半袋发霉的米，啥也没找到，上头的耐心在第十天耗光了。
吴石和朱枫的人头才是他们想要的震慑，一个“蠢老妈子”的供词？不值得再费工夫。
铁门从外面打开，阳光刺眼地照进来，晃得她睁不开眼，她踉踉跄跄走出去，背上被竹鞭抽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疼。
四个月后，1950年6月10日下午四点半，马场町的枪声穿过闷热的空气。
吴石面朝北方，敬了最后一个军礼，朱枫倒在血泊里，手心里还攥着没送出去的情报。
几乎同一时间，台北一条小巷深处，刚被放出来的林阿香停下脚步，盯着墙角一株光秃秃的石榴树，看了很久很久。
船离开港口时，她把那根空心的铜发簪扔进了海里，浪一打，就不见了，里面藏过的三千个秘密，也跟着沉进了台湾海峡最深的地方。
她回到福建长乐，重新成了一个日出而作的农妇，没人知道她是谁，她也从不说。
她推掉了所有给烈士的照顾和好处，只说自己就是个洗衣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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