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友钱毛主席晚年为什么还要奋力一搏？

在中国历史上毛主席是唯一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人民领袖。更是一生革命实践中凝结着深厚的人民情结的人民领袖。

他曾对自己的一生进行过这样的总结，他说他一生都在战斗。那么，他一生都是在和谁战斗，为了谁而战斗。这是我们读懂老人家的根本所在。

翻开历史，老人家一直在不同时期同不同的对手进行战斗。在井冈山，在延安，是同拿着枪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战斗。这些战斗，是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用枪杆子把他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个战斗是明显的，敌我非常分明。为什么要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斗？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彻底摆脱他们的欺诈、奴役和糟蹋，要让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主人。这个斗争的目的达到了，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老人家明确向全党同志提出：这个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仅是中国革命这个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任务更艰巨。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了，天下也打下来了，人民安定。但那些曾经一起奋战的同志，有些思想却发生了改变，与当初的理想背道而驰，躲过战争时期的飞机大炮，却倒在和平时期的糖衣炮弹上。

老人家发现，一些一起奋战的同志，进了城，当了“官”，思想开始了变化。这就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更可怕、更危险的事情。

在新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党内一些同志沉浸在欢悦的氛围中，老人家却保持着非常冷静的头脑。他看到，我们的一些同志，那些一起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老战友，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变了。他们忘记了井冈山时的红米饭和南瓜汤，忘记了延安窑洞的艰苦朴素。他们开始比待遇，比级别，他们不愿再和群众坐一条板凳。他们看文件，是秘书送来的，听的汇报，是层层“加工”过的。他心疼地察觉到，他们离我们的人民远了。

从延安窑洞对，到离开西柏坡时提出的进京赶考，老人家特别强调“我们不做李自成”。以后又多次强调“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新中国建国初期，发生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腐败案件，毛主席下决心采取严厉措施，对刘青山、张子善二位曾经的革命功臣，坚决予以惩处，当有人出来求情时，毛主席态度坚决，严词拒绝所有人的求情。为什么他老人家要这样做，因为他深知，这些腐败分子会侵蚀我们党健康的肌体，会影响我们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更怕伤害到人民的利益。

现实让老人家清醒认识到，这是一种隐藏在我们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现象有一种很强“惯性”，其根源是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要彻底根除这种思想，必须要持之以恒，下最大的决心。

1945年，在延安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时，黄炎培先生问：“你们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毛主席明确地指出，我们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老人家认为这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最好办法。

因为以前的2000多年，都是走精英民主专政。以前不是没有民主，但那不是老百姓的民主。以前的道路，实际上就是精英们夺取国家权力以及如何限制精英们夺取国家权力之争。

2000多年的历史说明，精英民主专政这条路走不通。如果给精英们太多的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要重复周期律。

过去2000多年，中国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士，士大夫阶层。在思想上，贯穿的是儒家思想。士大夫阶级和儒家思想，就是过去2000多年的统治力量和思想基础。

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的是，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老人家认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实行人民民主，才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最好办法。

但实践发现，这条路并不是那么容易走的事情。那些人，总有办法，让人民的“监督”变成空话。他们用“权力”，筑起了一道高墙，把批评的声音挡在外面。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机关部分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频频出现。后来，国际上又出现了苏联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与此同时，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

1962年下半年对农村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问题，老人家和绝大部分中央领导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使他更加感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形势严峻。

1965年后，老人家认为，中国会不会资本主义复辟，关键不在基层，而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认为，如果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其危险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要快得多。而当时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对此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或者很不理解，甚至有较大的抵触情趣。

1965年老人家重上井冈山。向随行人员提出“当年的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领导？他还指出了“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怎么办？

老人家反复思索一个问题，以后我不在了，谁能保证，我们这个用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不会变色？老人家想到的还是人民。他认为只有也只能是人民，才是防止国家变色的强大力量。老人家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还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人民是老人家最大的信念。他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知道，那些“官僚主义”者们是怕人民的。

老人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还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正如建国70周年大型文献片《我们走在大路上》里对老人家发动的大革命所说的：“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正因为这样，老人家决定在自己的晚年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把人民发动起来，为全国人民上“最后一课”，他是要让人民知道，不仅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还有“造反”的权利——有反抗一切“新老爷”、一切压迫者的权利。他决心在全国人民中进行一次“预演”。让人民通过这样的演练，看如何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就这样，发动了一场自下而上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曾对身边的人对他的一生进行高度的概括，说自己的一生就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上，把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他认为，这件事，反对的人不多。第二件事，就是发动了那场大革命。他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这件事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却不少。但老人家知道，这件事，他们不理解。他们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应该“安享太平”了。他说，他们不懂我的忧虑，他们不懂那种“和平演变”的危险，比真刀真枪的敌人要更可怕一百倍。

他说，我不怕“天下大乱”，怕的是“万马齐喑”，怕的是工人和农民重新变得唯唯诺诺，不敢说话。所以，我宁愿“粉身碎骨”。

在这场风暴中，很多的老同志受到了冲击，面对着诸多的不理解和怨言，怎能不痛心？但是，老人家想到的是为了这个党的“未来”，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只能选择“舍小我，成大我”。就是要用这种“大乱”来给所有的“官僚”们敲响最响亮的警钟。要让他们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这就是老人家晚年为什么要做最后一搏的根本原因。